2017-6《十月》•中篇小说（选读3）|石一枫：借命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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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 命 而 生
石一枫
作家/石一枫
石一枫，1979年生于北京，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文学硕士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红旗下的果儿》《恋恋北京》《心灵外史》等，小说集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《特别能战斗》等。曾获十月文学奖，百花文学奖，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，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，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等奖项。
6
回到看守所，生活照旧：查监、扫除、点人头儿、写检查。检查不光要给自己写，还得替老吴和所长代笔。如今只要上面有人过问那起越狱案件，几位当事人就得奋笔疾书一番，而俩老同志被折腾烦了，干脆把这种差事都推给了杜湘东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：你是大学生嘛，写得比我们深入、全面、触及灵魂。乃至于连管辖之内的犯人也敢看不起他了。有一次训了郑三闯两句，老炮儿把眼一斜：“别把我逼急了，逼急了我也跑。”
所以再接到刑警同学的电话时，杜湘东真感觉对方递来了一根救命稻草。那天离上次进城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，他正在办公室里发愣，就听见天花板上的喇叭响了，有他的电话。杜湘东本以为是刘芬芳找他。刘芬芳和他虽然领了证，但却没办婚礼，这是因为杜湘东没脸请领导和同事去喝喜酒。他觉得那简直像是给越狱的犯人摆庆功宴。刘芬芳自然不乐意，狠狠地犯了会子忧愁，进而没住几天就从郊县的婚房搬回了城里，于是俩人联系还得靠电话。然而杜湘东赶到管理科，从电话里听到的却是男人的声音：
“你这张乌鸦嘴，还真说中了。”
同学告诉他，从姚斌彬嘴里挖出消息后，刑警大队提前几天就调派人员前去蹲守，局里的领导向更大的领导保证，一定要把许文革就地抓获，清除首都治安的一大隐患。然而苦等了一个星期，连个人影也没见着。办案人员这才不得不反思情报是否可靠，而重新再审姚斌彬，他只答了一句：“不是成心想逗你们玩儿，是不编出点儿什么你们就不让我睡觉。”然后又死不开口，并且开始了新一轮的绝食。同学也才又想起了杜湘东的风凉话。
他问：“你猜到了姚斌彬不会供出许文革？”
杜湘东含糊道：“我那时也不确定……就是感觉这俩犯人跟别人不一样。”
“咱们当警察的，办案子可不能凭感觉，得靠证据。”同学仍不忘踩杜湘东一脚，但又问，“那你到底有什么感觉？”
杜湘东便把俩犯人在看守所里的情况大致讲了。结论是许文革护着姚斌彬，姚斌彬也会护着许文革，俩犯人之间的情义远比旁人想象得深。讲完又说：“姚斌彬他妈和许文革的感情也不一般。要抓许文革，不妨把她当成突破口。”
同学“咳”了一声：“你以为我们想不到？光我就找过那女人好几次。姚斌彬犟，多半儿是继承的他妈，他妈比他还犟——到现在都不相信儿子会犯罪，一口咬定这案子是冤假错案。后来了解到，这女人一直对厂子有成见，甚至对社会、对政府都憋着一口气，再加上前些年中了一次风，性情变得更加古怪，简直没法跟人打交道。”
杜湘东问：“对了，姚斌彬他爸呢？死了还是离了？”
同学说：“这事儿说来可就长了。姚斌彬一家其实都是厂里的人，他姥爷是五十年代的劳模，先给提拔了上去，后来又挨了整，病死在牛棚里了。留下一个女儿，年轻的时候挺漂亮，不少男的都对她有意思，闹得沸沸扬扬的。组织觉得老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，就出面解决她的个人问题，动员她跟一个刚死了老婆的副书记结婚。这也是保护她的意思，毕竟她爸有政治污点嘛，找个依靠，也不至于抬不起头来了。不过咱们的组织你也知道，做动员跟下命令差不多，反而把她给逼急了，一气之下嫁了个附近村里的农民。至于以后的生活，那就别提了。她看不上丈夫，嫌人家脏，嫌人家没文化，可人家还嫌她臭讲究，嫌她不会干活儿呢。等到生下个姚斌彬，从小又是个药罐子，把她那点儿工资都贴补进去了，夫家在钱上也落不下好处，更觉得这婚结亏了。工农联合变成了三天两头打老婆，揪着头发从村头踹到村尾，旁边两只狗叼着鞋，打完了再从狗嘴里接过鞋，回厂医务室抹红药水。打了几年，终于离了，夫家索性连姚斌彬这个孩子都不认，因此姚斌彬有爹也相当于没爹。我们也去过村里，连他爸的人都找不着，说早到南方做生意去了。”
敢情刑警的调查工作要比杜湘东细致得多。闷了一会儿，杜湘东这才叹气似的“啊”了一声，刑警同学也把话题拉回到案子上：“其实找你，是想让你替我们接触一下姚斌彬他妈，看能不能挖出什么信息。”
杜湘东说：“有你们在，哪儿还需要我去。”
同学说：“现在姚斌彬他妈的情绪已经很抵触了，前两次过去，她干脆连门都不让我们进。那是个爱走极端的人，我们很怕她像当年一样被逼急了，反而甘心当起了许文革的共犯。再盘点一下这案子的相关人，跟那女人打过交道的只有你，我们这边能信任的也只有你，所以这事儿非你莫属，你就别推托了。”
杜湘东沉默片刻，又问：“你让我做这事儿，是私人帮忙，还是上级任务？”
同学笑了：“完成了算你对得起上级，完不成也算你对得起我了，行了吧？”
说完没管杜湘东答应不答应，径自挂了电话。而杜湘东琢磨一番，心里不免打鼓：同学以为他和姚斌彬他妈说得上话，所以才来求助于他，可其实他仅仅去过人家家里一次，严格地说还是过门而不入。如果他再去，姚斌彬他妈会是什么态度还不好说呢。但既然打鼓，就说明杜湘东已经开始考虑这个任务了，并且还是认真地、不可遏止地考虑。这么一想，他对自己有些无可奈何，又隐隐生出一些期待来。
过了三两天，杜湘东便独自动了身。之所以耽搁了些时日，是因为想到姚斌彬他妈刚受到了警方的反复盘问，需要给她一点缓和情绪的空间。向所里请假时，他也只说要去帮刘芬芳家干力气活儿，而且特地没穿警服，换上了一身松松垮垮的便装。坐车来到六机厂，他没走正门，而是绕远路兜到家属院的那一侧。这里没人阻拦，进了锈迹斑斑的小铁门，便看见楼还是那几栋楼，垃圾还是那几堆垃圾，就连翻拣垃圾的也还是那个老太太，动作缓慢，目光阴鸷。找到了姚斌彬家，却见门紧闭着，油脂麻花的布帘子垂在门外。
他掀开帘子敲了敲门，半晌无声。又敲了敲，门里才有个女人问：“谁？”
“是姚斌彬家吗？”
“干嘛？”
“……我认识您儿子。”
屋里传来细碎的响动，当门锁咔嚓一声拧开时，已经是将近五分钟以后了。姚斌彬他妈从半开的门缝里露出脸来，居然还用蘸水的梳子拢过了头发。从刑警同学那儿，杜湘东知道这女人名叫崔丽珍。他叫了一声：“崔阿姨。”
女人盯着杜湘东凝视片刻，突然说：“你不是来过的那个警察嘛。”
“我……”
“你还帮我把暖壶灌上了。”
看来上次虽然走得匆忙，但姚斌彬他妈还是在走廊里看见了杜湘东。他惊异于这女人的记性——只一瞥，便认得了他的相貌。原先杜湘东还打算随机应变，冒充姚斌彬在社会上的朋友呢，如今只好窘了一窘，直说道：“我是看守所的，负责过姚斌彬的工作。”
“那么你是杜管教？”
这话更让杜湘东发窘。女人解释，保卫科的胖子及其手下协助警方来“做工作”时，曾经提起过他。在那些人的描述中，杜湘东虽然一脸严肃，实际却是个心挺软的年轻人。女人面无表情地把他让进了屋，房间概貌尽收眼底：不到二十平米的面积被一套带转角的三合板柜子分成两个部分，隔断外侧还算宽敞，摆着一床一桌，是姚斌彬他妈的起居室；隔断里侧就要局促得多，紧贴着柜体和墙角塞了一张比寻常单人床更窄的床，床上盖着报纸，估计是姚斌彬以前睡觉的地方。母子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。
既然无须自报家门，杜湘东便继续申明来意。他表示，虽然姚斌彬“犯了很严重的错误”，但他作为管教，仍是有责任关心犯人的。尤其是听说姚斌彬他妈卧病在床之后，他更感到“有必要来看看您”。上述说辞已经在杜湘东的心里排演了若干次，因此表述得并不虚套。而当姚斌彬他妈问起姚斌彬在“里面”的情况时，他的答复是“过得还行”，没怎么被人欺负，睡在宽敞的铺位，还吃到了大米饭和肉包子。当然，杜湘东隐瞒了姚斌彬的手受了伤，更隐瞒了姚斌彬哭着叫出的那一声“妈”。自始至终，他也没提一句许文革。
当他说完，便看见女人的脸上多了两行眼泪。对面的母亲却仍僵坐不动，连鼻翼也未曾翕动一下，整张脸像一幅旧照片。过了许久，她才点了点头：“杜管教，谢谢您。”
“不能这么说，都是职责之内。”
“您想问什么就说吧。”
“许文革目前还在逃……”
“我没他的音信。这话我对刑警队的人说过，对你也只能这么说。俩孩子就算犯了盗窃罪和越狱罪，也不证明我会犯包庇罪吧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可以把我铐起来审问。”
虽然泪痕未干，但女人的声调已经淡漠了下来，还把撑在站立器上的手往前一伸。杜湘东心知碰了钉子，讪讪地把眼睛挪向一边，便看见有扇纱窗的合页松脱了，已经松松垮垮地歪斜了下来。眼看天气就要变热，如果任由它这么坏着，屋里或者不能通风，或者就要飞满蚊蝇。仿佛是为了缓解尴尬，杜湘东转过身去，从书桌上的笔筒里拣了一只改锥，走到窗前修理起来。这不需要复杂的技术，但干起来也挺吃力，他必须踮着脚尖，高悬手腕，缓缓转动改锥，让螺丝更深入地咬进年久腐蚀的窗棱里去。这种活儿以前都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干的吧。总算让纱窗大致恢复了原样，当杜湘东甩甩发酸的手肘，就听见姚斌彬他妈再次开了口，语气里多了几分歉意：“杜管教，真不好意思，帮不上你的忙。”
“本来也不该难为您。”杜湘东说，“不过我还想了解点儿别的。”
“您说。”
“我想知道……姚斌彬和许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”
姚斌彬他妈似是一愣，弯腰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把钥匙交到杜湘东手上。
7
从那个初夏开始，杜湘东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，就是不定时地去探访姚斌彬他妈。去时所做的事儿，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，洗衣晒被，买菜做饭。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，比如洗澡和上厕所，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——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，颤颤巍巍地扶着颤颤巍巍的姚斌彬他妈前往公共卫生间。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，这活儿就不能白干，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。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。他们听说他是个管教，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“人民警察爱人民”乃至“人民罪犯人民爱”，也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揶揄。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，碰面时打个招呼“吃了吗”“又来啦”，好像杜湘东是姚斌彬家的一个成员似的。
杜湘东这时会想，许文革来这个家时，会是怎样的状态呢？
而他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。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。这个任务在姚斌彬他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。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，床头贴了张通缉令，好像在提醒室友，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。姚斌彬他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，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。那是厂子草创初期，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，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时，房屋都敞着门，废弃着，唯有那间小屋门上挂了把锁。开门进去，别有洞天：里面并无家具，靠窗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，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引过来的，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，还有游标卡尺、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什儿。对面靠墙的那一侧，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：缝纫机的机头、老式自鸣钟、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、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……光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。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，居然能响，可以收听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。
几乎是个小型维修车间。姚斌彬他妈告诉杜湘东，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。为了这个爱好，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，她认为姚斌彬应该考大学，出人头地。但也管不住，尤其是姚斌彬差几分高考落榜，顶班进了厂子之后，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，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，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，周末更是不分昼夜。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，不多久，竟能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，不仅收费不高，而且交活儿还快，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儿、拖工期。渐渐地闯出了名气，十里八乡有人慕名而来，这时厂子里却又有人看不过眼了。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：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工人，工资是国家发的，技术也是国家教的，怎么能再去接私活儿挣外快呢？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儿的时候，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齿轮？如果那样，性质就变了，就成了损公肥私。于是领导出面，谈话批评，勒令制止。俩孩子还不服，偷偷摸摸接着干，被发现后挨了处分，并且强调如果再犯就要开除。
讲这些事儿时，杜湘东正坐在姚斌彬他妈面前，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。对于一个都有工资并且还能赚到外快的家庭而言，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。他也被允许翻看过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，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时髦玩意儿，连衣服都有好多打着补丁。那么钱花在哪儿了？是吃了喝了，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的那个厂花女朋友了？可在姚斌彬他妈嘴里，“那俩孩子”又都是特别顾家的人，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攒下来，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。
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，那玩意儿要能卖出去，可是一笔巨款。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弄钱，但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。姚斌彬和许文革是为了什么呢？
直拖到那年秋天，问题才有了答案。入夏以后，杜湘东就再没去过姚斌彬家，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点儿乱，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时待命。好容易熬到街面大致太平，杜湘东先到丈人家安顿一番，这才从城里坐上长途车，直接前往六机厂。下车绕过厂区，景象基本如常，不过家属院门口也设了岗，拦住没穿警服的杜湘东盘问了半天。幸亏保卫科的胖子巡查经过，打个哈哈就让他进去了。而来到几栋筒子楼中间，却见一辆锃光瓦亮的“皇冠”轿车停在空地上。这可是从未有过的情况，以前别说“皇冠”了，就连东欧产的“波罗乃兹”也没这片宿舍里出现过。杜湘东心里咯噔了一下，站在车前观摩了好一会儿，弄得车里的司机也紧张地看着他，还滴滴按了两声喇叭。他正想转身离开，就听见一片喧闹，一群人从姚斌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楼里拥了出来。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中年男人，面色铁青，跟在后面的则是楼里的邻居，对着他们的背影指指戳戳。态度最激愤的是那个整日翻拣垃圾堆的老太太，她首如飞蓬，躬着驼背追上去，响亮地“呸”一声，被甩开后再紧追两步，又“呸”一声。伴随着“呸”，她还在振振有词地质问：
“这还让我怎么过？”
“你们算个屁领导。”
片刻追到车前，竟然一把搂住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大腿，滚在地上不起来了。两位领导拉她不是，不拉她也不是，只好一边擦汗，一边探头向四下张望。恰好看见保卫科的胖子，他们像遇见了救星，大声招呼他过来“处理一下”。胖子不情愿地咂吧着嘴，跑过来硬拽开老太太的手，同时对领导们说：“撤退，我掩护。”
领导们便钻进了“皇冠”轿车，砰砰关门，仓皇而去。群众们却也不追穷寇，就连老太太都不再打滚，摇头叹气地和众人一起散了。空地上只剩下杜湘东与胖子两人，一时间尴尬地大眼瞪小眼。瞪了一会儿，杜湘东才问：“刚才那是什么领导？”
胖子道：“厂长和书记呗。”
杜湘东说：“这是来干嘛呀？”
胖子居然也“呸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还能干嘛，打白条来了。”
不等杜湘东再问，他就喋喋不休起来：厂子一直受困于经营不善、市场疲软，尤其这两年，工资只能发一半，更要命的是连退休职工医药费都报销不出来了，只能先让本人垫付，再由厂里打个条子，意思是欠着。也集体找上面反映过，前一阵总算有了说法，所有欠款将预支一笔专款结清。大家翘首以盼，盼来的却是厂长和书记亲自登门，一边继续打白条，一边鼓励大家发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精神，“再忍忍，忍忍就好了。”
“再忍忍就死啦，人一死，他们丫的倒是好了。”说到这里，胖子终于重新站队，帮着工人声讨起领导来。可惜面前只有杜湘东一个听众，他的正义感无法得到广泛的呼应。而这的确是以前从未听说过也从未想到过的情况。按说进了国家单位，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兜着，敢情国家也有兜不住或者不想兜的时候。那么作为一个重病号、老病号，姚斌彬他妈的负担可想而知。俩孩子外加一个女人的收入，大概仅够维持生活的，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贴补，外快不让赚就只能铤而走险了。一条逻辑线索在杜湘东心里清晰了起来。
上楼之前，他多问了一句：“对了，刚才那辆车就是姚斌彬和许文革的……赃物吗？”
“那可不，厂里哪儿还有第二辆‘皇冠’。”胖子说。
“不是说效益不好吗？”
“这情况就更复杂了。车本来是一个副局长的专车，放在厂里是要换几个零件，结果出了那档子事儿，被警察暂时扣下了。人家倒好，等不及，直接又配了一辆‘公爵’，也是日本原装，这辆“皇冠”就作价卖给我们厂了。上级压下来，不买都不行……没准医疗费就是被挪用到这辆车上了。”胖子说完，对这个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，“操。”
而等来到姚斌彬家，杜湘东便挑起了话头：“刚才碰见厂长书记了。”
接着问起欠条的事。那一刻，杜湘东感到自己实在有些冷酷。姚斌彬他妈叹了口气：“其实也不是存心瞒你，而是不想让你知道，姚斌彬和许文革偷东西、从看守所逃跑……都是为了我。”她喉头一抖，带出了哭腔，眼里亮闪闪的，似乎又要落泪。
杜湘东说出一句更加冷酷的话：“我是个警察，只管人犯没犯罪。至于为什么犯罪，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。”
姚斌彬他妈沉默半晌，说：“杜管教，你是个好警察。”
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人说他“好”了。但他这个“好”警察此刻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在弥补一个对于他这种职业而言不可原谅的错误。到底什么算“好”，什么算“坏”呢？杜湘东意识到，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间，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中间地带，而他和姚斌彬、许文革都被困在那里，似乎永远不能上岸了。这种处境几乎是令人绝望的。
他发呆，对面的女人也发呆。过了好久，杜湘东又听见姚斌彬他妈说：“你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这我知道。但我没法儿帮你完成任务，以后别为我耽误工夫了。”
杜湘东笑了：“任务不任务的倒在其次。我来，就是想跟您说会儿话。”
姚斌彬他妈也笑了：“人总得说话，不说太憋得慌。”
随后，女人言语绵密，好像从记忆里扯出了一根线头，一件事儿连着另一件。过去总说姚斌彬，今天她却说到了许文革。许文革他爸也是一名维修工，还是一名政治积极分子。那年头人们说积极也都积极，但或者是顺着集体惯性，或者是揣着点儿个人目的，偏他和众人不同，积极得十分虔诚。除了会上喊口号，他还自学马列，读的是汉译全本。工人文化低，有不明白的，总去请教一个上过“辅仁”的老工程师，也就是姚斌彬他姥爷。经过学习，他懂得了工人阶级挣脱的只是锁链，懂得了劳动必将成为人类的内在需要，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设工厂，不仅是为了带动全国工业大生产，更是为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。所以当前全国劳模、那位老工程师被定性为本厂的“走资派”时，带头批判他的维修工当众痛哭流涕。他哭是因为惋惜：这个给他讲解过“必然王国”与“自由王国”之区别的人，怎么就糊里糊涂地站到历史的反面去了呢？可见自我改造和不断革命有多么重要。在此后的那些年里，维修工更加真挚地积极着，上面提倡劳动竞赛他就加班，上面鼓励造反他就组建战斗队。然而当激情的年头过去，上面又要整顿秩序了，责任又被一股脑算在了他的头上。处理还算轻的，无非也就是写检讨和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但维修工想不通，不通则痛。终于有一天，厂里人发现他把自己吊在了车间的钢梁上。这就算畏罪自杀了。
维修工的老婆死得早，是干活儿时头磕在叉车的铲尖上撞死的。留下一个许文革，变成了野孩子。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，学也不上，成天打架，饿了就到食堂讨口吃的，要不就是捡点儿工地上的边角料卖钱。时间长了，厂里觉得是个祸害，有人提出把他送“工读”，而当时姚斌彬他妈刚离婚，带着姚斌彬搬回了厂里，看见许文革可怜，便说：权当姚斌彬多了个哥吧。她让许文革住进了自己家，找领导落实了许文革的抚养费，重新把他押回了学校。念到技校毕业，又是她出面敦促厂里落实政策，让许文革接了他爸的班。革命时期整人的和被整的，反倒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。日子久了，人们渐渐把姚斌彬母子与许文革当作了一家人，只是在俩孩子出事儿之后才议论，没准儿是许文革把姚斌彬给带坏了。
“都是命。”女人总结说。
这话杜湘东也听许多人说过。人抗不过命，在这个大前提下，想不通的事情仿佛就有了解释。那么姚斌彬和许文革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偷窃、被捕、越狱、一个跑了另一个却被抓回来了的结局？对于这俩犯人，那一切也“都是命”吗？如果是这样，身陷囹圄的姚斌彬会羡慕许文革吗？逃脱在外的许文革会坦然地想起姚斌彬吗？这么想着，杜湘东已经从六机厂回到了看守所。天彻底黑了，苍穹笼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，竟不显得深远，好像一层不透光的幕布，谁也不知道在它外面藏着什么。经过办公区时，他看见所长屋里还亮着灯，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还没销假，便向楼里走去。
销假也就是露个面，而当杜湘东打完招呼，说句“没事儿先走了”，所长突然招招手，让他走近了些：“还真有事儿……任务有点儿特殊，你恐怕得跑趟姚斌彬家。”
去看姚斌彬他妈的事儿，此时只有杜湘东自己知道，连刘芬芳都没告诉。当他听见所长这么说，嗓子忽然一紧，咽了口唾沫明知故问：“去干嘛？”
所长翻出一个牛皮纸袋，手指在上面敲了敲：“判下来了。”
“怎么说的？”
“死刑，立即执行。”
这其实可以预料，只不过杜湘东从未主动往那个方向预料过。在那个年头，仅凭盗窃一项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，何况还有越狱、抢枪。他再次明知故问：“这么快？”
所长回答：“已经不快了，要不是他的事儿还涉及另一个在逃犯，上个月就判了。这阵儿社会上乱，上面强调要发挥震慑作用，专门点了几个未决犯的名，其中就有他。至于许文革，反正已经进入了通缉程序，估计也逃不了多久。”
接着向杜湘东交代任务内容，他就是个送信儿的。本来对于死刑犯，法院只需将判决书递交本人即可，并无传达到家属的义务，但出于人道主义，往往还是会安排人去告知一声。然而姚斌彬这案子又属于“从重从速”，法院对他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，加之最近忙得不可开交，所以就把善后的事儿推给了公安机关。假如杜湘东愿意，他可以在执行的当天去送姚斌彬一程，然后再去向姚斌彬他妈宣布结果，转述“可以外传的遗言”。而这项任务自然也有保密要求，那就是绝不能透露行刑的时间地点，以免引发意外。
领完任务，杜湘东在此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。所长也没再提此事，见面时还会故意聊些轻松的话题。一切如常，时间缓慢得有了凝滞感。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，便用那辆“北京212”将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，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此。进入带电网的高墙，便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：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，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。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，枪里只有一发子弹。这两天里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，力争把那一枪打稳、打准，尤其要克服条件反射，不能在枪响的同时先往后跳——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，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。听说看过补枪的人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吃鸡蛋炒西红柿。
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，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。但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“小号”时，却没听见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。号房静悄悄的，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，攒足心力，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。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，便看到了姚斌彬。他歪靠在墙角，也不抬头，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。
杜湘东隔着栅栏叫了一声：“姚斌彬。”
姚斌彬这才缓缓扬起脸：“杜管教，你来了。”
声音平和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——这孩子算是明白叫“妈”也没用了。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：“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“没话。”姚斌彬继续平和地说，“我认罪，服法。”
“我是说……”杜湘东把脸往外扭了扭，又转回来，“我去过你家了，你妈挺好，吃喝都不愁，邻居也挺照应她的。我也问过你们厂的领导了，说你的事儿不会妨碍她的待遇……医药费的资金也快到位了，到时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她。”
杜湘东感到自己正在进行拙劣的邀功。姚斌彬的嘴唇颤抖了起来，酷似鹿类的大眼睛闪了一闪。但那眼里终究没有眼泪，他说：“杜管教，我不怨你……你不必为了我这么做。”
杜湘东一震，回答道：“你怨不怨我，我都得把你抓回来，也都会去看你妈。”
“谢谢您。”
“需要我给你妈带什么话吗？”
“希望她把我给忘了。”
“还有许文革……假如我能见到他，你对他有什么说的？”
“希望他比我活得长。”
说完，姚斌彬站了起来，隔着铁门与杜湘东对视。那一刻，杜湘东只觉得姚斌彬的神态仿佛是在什么时候见过的：似笑非笑，坦然而又悲怆。这时囚室尽头传来了浩大而威严的脚步声，杜湘东和另外几位执行同样任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向后退开，看着武警依次打开铁门，把死刑犯们押了出来。今天执行枪决的共有七人，都是男的，姚斌彬的年纪最轻。
偏在这时，姚斌彬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：当他被两名武警架着往外走去时，忽然身子往下一坠，滑脱了箍住胳膊的手臂。武警还以为这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样崩溃了、昏厥了，但低头一看，却见姚斌彬蹲下身，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，想要捆到右脚的裤腿上去。裤腿捆绳子，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，目的是扎紧底下的漏口，免得到时候屎尿倾泻出来。而此刻，姚斌彬居然还能察觉到麻绳松了，居然还想把它重新扎上。他的赴死是多么镇定，又是多么心思缜密。他即使死了，也不愿意遭到收尸的人的嫌弃。
然而这点儿愿望实现起来又是如此困难：麻绳两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捡起来，又在捆绑的过程中从他的右手指间滑落。他有伤，右手大拇指无法起到支撑作用，只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强夹住绳头，颤颤巍巍地试图穿进左手扶稳的环扣里去。掉了又捡，捡了又掉，负责押送姚斌彬的两名武警也终于不耐烦了起来。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，同时弯腰，将胳膊重新插入姚斌彬的肋下，把他拎了起来。其中一个说：“时候不早了。”
这时，杜湘东便走向了姚斌彬。他蹲下身去，捡起那条死蚯蚓似的麻绳，绕到姚斌彬的裤腿上，打了两个环，拉紧。做完这件事，他站起来，与对方对视了一眼。那一刻，姚斌彬的眼神仍是平和的，但杜湘东心下悚然，两耳轰鸣。
任务则在当天就完成了。杜湘东已经想不起姚斌彬他妈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了：她哭叫了吗，还是无声地落泪？抑或她连眼泪也没流，木然地接受了事实？时间仿佛在云里雾里滑了过去，而杜湘东之所以头脑恍惚，是因为他长久沉浸在震惊与疑惑之中。他自诩为一个大材小用的警察，但却在最后一刻才发现，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斌彬与许文革越狱案件中最为关键的细节。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而言，那也许是个无用的细节，无法挽回姚斌彬的死；但对于杜湘东本人而言，那个细节却解释了姚斌彬为什么会死。杜湘东的脑海中还长久地回旋着姚斌彬诡异的、似笑非笑的表情。这表情他曾见过两次，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发生的那天，当姚斌彬把枪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时候，第二次则是在今天。姚斌彬的表情、遗言以及所有举动都指向了杜湘东的推测——只是为时已晚。
然而杜湘东却不能把他的震惊与疑惑告诉姚斌彬他妈。他理智尚存，知道自己如果说了，那女人大概会疯掉。正如同他无法向姚斌彬他妈转述另一个场景：他坐着武警的军车，跟随姚斌彬赶往了刑场。那地方离市区不远，山清水秀，全然不像杀人的场所。面积不大的一圈院墙，门口的木牌只标注着“高法××工程”。囚车进去，后面的军车却在墙根停下。过了很久，枪才响了。不是依序而是几乎同时，那七枪里，有一枪是姚斌彬的。
这拨儿死刑犯的运气都不错，只响了一次，没人需要补枪。
8
此后，日子就变快了，快得像狗撵。经历了短暂的心情黯淡与惶然，在一日千里和一拥而上的本能作用之下，人们又迅速亢奋了起来。似乎只有杜湘东还在漫长地憋闷着。
憋闷遥无止境，然而有时反思，他的憋闷也和别人的亢奋一样，有着与以往那个时代不同的质地。假如一定要说出不同在哪儿，大约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，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，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。恰好杜湘东现在又不是个单身汉了，一切问题都必须要进行务实的考虑，因此他对于看守所管教这份儿职业的衡量，也从它能否能在价值上实现自己，转移到了它能否能在价钱上养活自己。但那些期望都落了空。经过所长的推荐，杜湘东本人一度也曾被列为提拔对象，但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了下来——总会有人想起他的“污点”。由于他的失误，俩犯人越狱，如今一个被枪毙了，另一个依然在逃。
杜湘东和刘芬芳的婚姻生活也说不上幸福。过去想得没错，刘芬芳说到底是受到了八十年代情绪的蛊惑——嫁给追捕持枪逃犯的英雄，这烘托了她心里的浪漫。但几年过去，英雄永无翻身之日，浪漫成了一时糊涂，因此她的忧愁也像时代一样落地了，还原了。由于交通不便和家里事儿多，现在刘芬芳仍然城里乡下两头跑，平时住在宣武门内，到了双休日才坐上公共汽车来找一趟杜湘东。周末夫妻，小别重逢，按说是应该如胶似漆的，但刘芬芳往往一进门就冷着脸，略喝一口水，就开始抱怨。抱怨的内容包括她妈脑子糊涂，她爸是个甩手掌柜，她弟弟都是惹祸精，以及领导挑刺儿同事使绊儿单位的待遇越来越差，总之是抱怨自己命苦；还抱怨谁家买了吸尘器，谁家都快买车了，而她奔波几十里路却连黄“面的”都舍不得打，总之是抱怨杜湘东无能；乃至于以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也成了她抱怨的素材，比如杜湘东为什么吃饭要就辣椒酱，杜湘东为什么洗衣裳总是懒得搓干净，杜湘东为什么当初没挑靠操场的宿舍的而是挑了靠农田的，所以晚上蚊子这么多——最后又都会形散神不散地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东的无能。刘芬芳的抱怨无异于对生活的再发现，让她认识了另一个杜湘东，也让杜湘东认识了另一个刘芬芳。
有时杜湘东会怀疑：这还是那个爱看席慕蓉和三毛，能说出“可惜明天又和昨天一样”的刘芬芳吗？她当然还是，或者说，现在的刘芬芳也许才是真实的刘芬芳，但从另一个意义上，杜湘东却又无法确定地感受到刘芬芳的真实。刘芬芳抱怨得太投入了，常常抱怨到周末的晚上，就没有了和杜湘东过性生活的兴致；又或者刘芬芳虽然还愿意履行那点儿责任，但杜湘东却被她抱怨得心灰意冷，从社会性的无能进入了生物性的无能，只好放弃了和刘芬芳过性生活的机会。一个难得能挨上肉的老婆，其真实性当然大打折扣。
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他们几年都没怀上孩子。刘芬芳自然也把孩子问题列为了抱怨的保留项目，但杜湘东却对此不甚上心，甚至暗自里有几分庆幸。说来也是，以目前的条件，有了孩子又该怎么养、在哪儿养呢？再者，没有孩子尚且如此，一旦因为孩子而疼过累过，天知道刘芬芳还会生发出多少绵延不绝的抱怨，那样的话，杜湘东的脑袋就别想清净了，心情也别想踏实了。他现在觉得脑袋清净和心情踏实也成了一种奢侈。
在如今，他能够获得清净与踏实的地方，只有姚斌彬家。
隔一阵子就去看看姚斌彬他妈，这个习惯居然坚持了下来。去了先干活儿，俩人再说会儿话。这时也不说姚斌彬了，更不说许文革，聊的都是身边近况。厂里也开始推行“两不找”了，厂长和书记家的窗户都被工人砸了。还有些脑袋活络的人，不知怎么就富了起来。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的口音没变吧？如今怎么广播里都是港台腔，哇哇哇，听取“哇”声一片。直说到太阳偏西，姚斌彬他妈眼里却含着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温柔。这是一个孤立于时间之外的女人，然而时间到底还是给她留下了印记：她的头发大片地白了，皱纹愈发深刻，她的两腮凹陷，牙齿岌岌可危。有时杜湘东会恍惚觉得对面坐的是姚斌彬。这对母子太相像了，从长相到性格都像，如果姚斌彬能活到老，大概也是这般模样。
几年来，不时有通缉犯落网的新闻，有些听起来颇为传奇。比如有个悍匪改名更姓又和一个女警察结了婚，最后是被老婆在床上铐起来的。再比如有个贼头到外国整了容，又偷渡回来想看一眼孩子，结果孩子大喊有小偷，就被逮了个正着。而在一次又一次“清网”之后，许文革仍然音信全无。对于逃犯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传奇。他是怎么躲过那些“雪亮的眼睛”的？他如果离开了北京，又辗转去过哪些地方？难道他已经死了吗？
那些谜底露出一角，还是经由姚斌彬他妈。时间是在越狱事件之后的第六年，也是一个春天。礼拜五的晚上，杜湘东回到家，还没进屋就见灯亮着。打开门，刘芬芳已经坐在屋里，情绪似乎还不错，不仅挂着笑模样，而且做好了饭。桌上摆了一只砂锅，砂锅里热腾腾地漂浮着猪下水——大概又是从单位里“顺”的。
她一笑：“先吃，吃完有事儿跟你商量。”
杜湘东有点儿含糊：“要不先商量吧。”
刘芬芳说：“不吃就凉了。你急什么，反正不是坏事。”
说完抄起勺子，给他盛下水。俩人就吃，吃时刘芬芳也没开展抱怨，笑吟吟地继续卖关子。等吃完，都有些肉醉，进而又有了肉欲，于是早早上床，先过了一回性生活。过时刘芬芳侧着脸，用仍然还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那个角度朝向杜湘东，所以杜湘东就很激动，他觉得刘芬芳终究是恋着他的。
并排躺了会儿，杜湘东才问：“到底商量什么？”
刘芬芳就说：“我二姐从南方回来了。在外面漂了些年，她好歹还算有点儿人心，想补偿家里，尤其是想补偿我，所以就问到了你。她说如果你愿意过去，可以在她们那个德国公司干个物流部的小组长，工作也简单，带着人到码头点货收货就行。她还说你有学历，人也踏实，公司又在扩大规模，过不了几年保证升职。”
杜湘东还在含糊：“你是说让我辞职？”
刘芬芳说：“我已经替你——替咱们算计过了，你在看守所待着，什么时候是头儿啊？再熬几年就真熬老了，老了再后悔就晚了。还不如趁早过去，工资翻番儿不说，他们还给租城里的公寓。当初没解决的问题，这不就全不是问题了吗？”
杜湘东更含糊了：“辞职不就得脱警服吗？”
刘芬芳进而咯咯笑了：“铁饭碗不如金饭碗，何况你这还是个破饭碗。脱就脱呗。”
杜湘东说：“让我琢磨琢磨？”
打着琢磨的名义拖过一夜，第二天，刘芬芳的脸色就变了。她的决策没有得到杜湘东的热烈响应，这让她感到他不识好歹，于是重新回到了抱怨的轨道上。抱怨的内容则紧紧围绕着杜湘东在看守所的穷、远和得不到提拔。说的都是事实，所以杜湘东理亏。而刘芬芳又摔摔打打起来，最后指着杜湘东的鼻子逼问：“给句话行不行，你还是男的么？”
杜湘东不但给不了一句话，甚而披上一件便装逃了出去。老婆一个礼拜才来一次，他却落荒而走，这要让所里的同事看见，谁知道他们会联想到什么。所以杜湘东贴着墙根，像尿急似的一路小跑出了看守所，来到那条荒凉的土路上。脑子还乱着，他只想清净一点儿，踏实一点儿。哪里才有清净和踏实呢？于是便坐上车，往姚斌彬家里来。
进门打声招呼，照旧扫地做饭。刚把粥摆上桌，却听见楼下嘀嘀按喇叭，还有人喊：“各家取信取包裹了啊。”然后嚷嚷一串人名。原来是邮局的车来了。如今郊区的邮政条件也有所改善，换成了韭菜绿的微型面包车，不过仍是每周才来一趟，并且不管送信上门，只能下去自领。早先调查许文革的行踪时，刑警方面还专门问过邮局，得到的答复是姚斌彬家与外界并无信件往来。但此时，邮递员扯着嗓子又喊：“崔丽珍，崔丽珍在不在？不在我可走啦。”
杜湘东抬头和女人对视一眼，说：“您歇着，我去。”
说着拉开书桌抽屉，拿了证件。平时姚斌彬他妈上医院取药和到厂里领补助，只要赶上杜湘东在，也常由他代劳，所以放证件的地方他也熟。三步两步下楼，对已经很不耐烦的邮递员出示了两人的身份证，说明“代领”，便从人家手里接过了一张汇款单。汇款人写着叫“刘春粟”，汇款地址是山西某县某乡邮局，汇款金额是三千块钱。
杜湘东的脑子“嗡”了一声。他竭力平复呼吸，掏出警察证，在对方眼前一晃：“特殊情况，崔丽珍有汇款这事儿，别再告诉别人，明白了吗？”
对方的脸就白了，忙不迭地点头。杜湘东转身回去，以镇定的姿态上楼，来到姚斌彬家门前，听见自己的心跳似乎过于响亮，又闭眼喘了两口长气，这才推门进屋。
他对姚斌彬他妈笑道：“他们看错了，不是找您的。厂子里还有别人姓崔吧？”
女人似乎凝视了他片刻，又似乎随口应道：“哦。”
也不知这个谎话编得圆不圆，但杜湘东背上已经冒了冷汗。这个中午仿佛比任何一个中午都要缓慢，直熬到两点多钟，姚斌彬他妈要午睡了，他才起身告辞。出了筒子楼，杜湘东两腿裹风，奔向最近的公用电话。他是要打给刑警队的同学。以前来姚斌彬家，契机是同学交代了一个任务，所以总得时不常地就这个任务的进展做一下汇报。过了这么久，案子成了悬案，同学也从警员升了探长，双方汇报和听取汇报的兴致便渐渐地淡了下去，尤其这两年，几乎音信不通。说到底，他们的性格还是有点儿“犯冲”。然而今天这张汇款单却让杜湘东重新想起了那个任务，他必须得找人商量对策。
刑警队周末也有人值班，但电话打到办公室，同学却不在。杜湘东便又打同学的传呼，号码还是刚普及BP机的时候对方给的。挂了电话就蹲在马路牙子上，那副样子像个焦急地等着领工资的农民工。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，电话才响起来。
同学还是傲慢的语调，和当年一样：“你找我？少见呀。”
杜湘东没顾得上客气，低声说：“那事儿有消息了。”
“哪事儿？”
“还能哪事儿，许文革呀。”
“哦哦，许文革。”同学俨然已经忘了，在杜湘东的提醒下才想起来。
杜湘东便把情况说了。他分析，姚斌彬他妈常年独居，除了和他自己，并未与机械厂以外的人有过联系，那么有谁会专门给她汇款，而且还不是一笔小钱呢？极有可能是在逃的许文革。又从汇款的时间和地点上推测，如果真是许文革，那么他目前八成还流窜在山西省大同地区，定位具体到乡镇一级。说这话时，杜湘东嗓音颤抖，伴随着咳嗽，仿佛被“逃犯”“流窜”等字眼儿呛着了。
没等他理顺调门儿，同学就截断了他：“知道了。”
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让杜湘东有点儿犯蒙：“你们准备怎么办？”
“照章办。我会把你的线索转到‘追逃办’，再由他们那边联系当地公安局。”
杜湘东叫起来：“那怎么行？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？许文革比一般逃犯有脑子，反侦查能力极强，所以才会通缉了这么多年都没抓到。而且基层的警力、装备都和北京比不了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办案也没那么专业，如果这事儿还走常规程序，没准儿又会让犯人跑掉。跑了再抓可就难了。”
同学反问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
杜湘东说：“当然是从北京派人，最好你带队，立即去。到了地方暗中排查，慢慢收网，还得多做几种预案……”
“哟，你也知道人跑了就难抓了呀。”同学阴阳怪气地“刺儿”了一句，随后叹了一声，话竟说得难得地诚恳了起来，“可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，知不知道许文革那案子之后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儿多大的事儿？前两天的报纸你也看了吧？七个外地女孩儿住在一套单元房里，一夜之间全让人捅死了，肠子绞在一块儿都分不清楚哪段儿是哪个人的了。为了这案子，我已经带人蹲了半个月，两天两宿都没合过眼——我们哪儿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访？哪儿有工夫兴师动众地对付一个几年没音信的许文革？况且现在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许文革，你不也只说了‘可能是’吗？”
“那这陈年旧案就没人管了？”
同学嗫嚅了一下：“我要再说什么‘天网恢恢’那是糊弄你，咱们警察跟警察之间，就别来那一套了。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们——时过境迁，这世道变得太快。姚斌彬和许文革那案子，主管领导早调走了，案子的意义也跟当年不一样了。当年有当年的重中之重，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。人都活在现在，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，对吧？”
“……对。”
“那我先忙。”
杜湘东挂了电话，木然半晌，突然朝面前的砖墙擂了一拳。墙纹丝不动，手却戳得生疼。
他脸色阴沉地坐车回家，到家时已近傍晚，宿舍楼都亮着灯，只有他家黑着。本以为刘芬芳负气走了，“回北京”了，但开门进去，却见她还在，只是歪在床上不理人。俩人也没了做饭的兴致，到食堂随便打一口吃了，又发了会子闷，说声“睡吧”，就铺床躺了上去。躺着什么也不干，各自望向深邃的天花板。发呆很久，刘芬芳才开口：“琢磨得怎么样了？”
说的还是辞职的事儿。杜湘东实事求是地回答：“没怎么琢磨。”
刘芬芳说：“那你想什么去了？这都一天了。”
杜湘东说：“想个案子。”
刘芬芳说：“什么案子？”
杜湘东说：“好多年前，那俩犯人逃跑的案子。”
刘芬芳说：“我记得。跑了俩，你追回来一个带枪的。你当时知不知道他带着枪？”
杜湘东说：“知道。枪丢了，我只能先追那个带枪的。”
刘芬芳说：“你没想过可能会牺牲？”
杜湘东说：“当时那么急，哪儿想得到这个。”
刘芬芳说：“那你就没想到我？”
杜湘东说：“那时你不都要跟我掰了嘛。”
刘芬芳就扑哧一笑，笑完又说：“你也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。辞不辞职，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。我二姐说了，她们那边急，时间不等人。”
杜湘东便也沉默。片刻道：“不去了。我干不了别的。”
说这话时，杜湘东似乎并不为难，然而话刚出口，心里还是一痛：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“机会”，也意味着他和刘芬芳还得无限期地穷着、分居着。他又想起了下午与刑警同学的对话。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，更相当于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，教育他。人都活在现在，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。而“现在”又是一个飞驰的、稍纵即逝的概念，一旦被甩下，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了。这个道理同学懂，刘芬芳懂，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，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。
然而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。杜湘东的思绪飘浮，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。在那天，姚斌彬入土为安。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，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，墓地上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。姚斌彬生于一九六八，死于一九八九，年二十一。刚入土的人，按理是该祭一祭的，姚斌彬他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。她在坟前伏了片刻，从怀里摸出一沓纸来，划了根火柴将它们点燃。日光明媚，看不见火，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。烧的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，都盖着大红章。姚斌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，现在把欠条烧给他，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。
旧账一笔勾销，姚斌彬他妈都对杜湘东回头笑了：“杜管教，你放心，姚彬斌是为我死的，我就算是为了他也得活着。”于是她活到了今天。
想到这里，杜湘东的心便安宁下来，像深不见底的夜空。愧疚感还是存在的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只是苦了刘芬芳。而令他纳闷的是，当他已经做好准备承受刘芬芳的抱怨乃至咒骂时，刘芬芳偏又不作声了。她静静地躺在他身边，与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，连呼吸都是若有若无的。她睡着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她正在和他一样睁眼看天。
俩人干巴巴地躺了一宿。天快亮了，刘芬芳的语言能力才得以恢复。她说：“杜湘东，你还不如那俩犯人。犯人还知道跑，你连跑都不敢跑。”
2017-6《十月》•中篇小说（选读2）|石一枫：借命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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